最幸运的人大难不死(中国最幸运的人)

在“伤痕文学、电视剧”出现以前,我只知道我是“生在新社会,长在红旗下”,只知道“翻身不忘共产党,幸福不忘毛主席”。能过上幸福生活,要感恩共产党、感恩毛主席。

看了“伤痕文学、电视剧”后,才知道自己出生在“饿死人年代”(1961年),更糟糕的是出生于山旮旯的地地道道农民家庭,学生时代几乎都在“动乱时期”(1968年——1977年)度过。

看到别人的不幸,我由衷的感到,我是最幸运的人。

我们大队、公社,从没听说过解放后饿死人的事,直到我一位表叔从军队回来,埋怨他的兄弟,说他的母亲(我爷爷的妹妹)是饿死的。而另两位在家的表叔不认账,说是患水肿死的。我那位军队回来的表叔说肯定是吃杂粮(我们这里所指的杂粮是红薯和木薯)造成的水肿。谁是谁非,没有人去理会。

我从小到大,所看到的是,我们村的老老少少,过得都很开心。白天,小孩子跳飞机、捉迷藏,做游戏活动。晚上,大人们讲古典、拉二胡、唱歌,从来没有听人说饿。看来,我岀生的地方算不上穷,或者说我们的生产队长比别人强,我是生对地方了。

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。弟弟比我小十一岁,在十一岁以前,按当地的说法,我是我家唯一的香火传承人,祖母(祖父在解放前去世,那时,我父亲才七岁)、父母心里是不是特别的疼爱我,我不清楚,只知道一日三餐同一桌子吃饭,吃的都是一样的,做衣服也是一人一身的。只是,我六岁时出现了变故,说我晚上出现几次夜游,鸡蛋能定神,那时开始,我比姐姐妹妹每天多了一只鸡蛋,姐姐妹妹也不会跟我争,我不知道夜游症是一种病,只觉得很幸福,直到我上小学了,这种特殊“待遇”才取消。

1968年我上小学,交了一元五角的学费。

我的学习成绩好而家庭是生产队的最大超支户,我只交了一个学期的学费,一直免费到小学毕业。

可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超支户,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。在生产队干活是记工分的,到年终的时候,生产队按全年的收成,折算成物价,将总价除以总工分数,算出劳动日值,再算出各家的收入,对比生产队分给各户的物质总价值,家庭总收入少于物质总价值为超支户。当时,我家人多劳动力少,所以成了最大的超支户。

那时,我们大队的学校是从小学办到初中的,我读初中也只交了二元五角的学费,读到初中毕业。

我没有“穷人读不起书”经历,相反,我还得到老师的特别宠爱。

我读小学三年级时,由于学校迁址,三年级和四年级两个班迁到新校上课。新校离我家较远,老师叫我中午不回家,我只带米去学校做饭,我成了学校天天中午不用回家且吃老师的菜唯一的学生。

高中是公社新办的五七中学,高中两年四个学期,每学期四元五角学费,五百斤柴。那时,我姐妹相继长大,大姐己经嫁人,二姐高中毕业后,回到大队学校做民办教师,民办老师是各生产队记工分的,我家人口少了,工分却多了,家庭经济有所好转。

1977年7月,我五七中学高中毕业。毕业会上,老师虽然说“一颗红心两种打算”,我只有一种打算——回家务农。

我正式成了社员,我根本不知道我还有一个“回乡知青”的身份,只有老老实实当农民。

我先是被生产队安排到公社建水库,后来到县建水库。建水库清坝底时,泥土要往山上挑,这样天天挑担,真的很累,吃过晚饭想的就睡觉。

后来,听说恢复高考,由于建水库的地方很偏僻,交通不便,只能徒步走几十里的山路回家,参与高考。

我是应届毕业生,只能报考大学,不能报考中专。

五七中学所学知识几乎都是涉农知识,比如手扶拖拉机的结构及驾驶,农药配置等等,与高考题目一点也不相关,与大学无缘了,重又回到生产队干农活。

1978年,知道中专中师考初中知识,我放下锄头去参考,结果考上了中师,“回乡知青”只做了一年。

那时,读中专中师以上学校是不用学费的,粮油关系、户口随迁到学校,政府每月给每人二十元,其中十八元留在学校食堂,二元发给个人的生活费,我再次避免了“穷人读不起书”困难。

中师毕业,由县教育局统一分配工作。那时是“组织的需要就是我个人的志愿”,我被分配到邻近公社小学任教。

1980年,我正式成为公办教师。那时的小学,民办教师占大多数,公办教师不足二成。作为公办教师,公开课、示范课是少不了的。

在乡下小学教书时,经人介绍,认识了县城居民。她没有嫌弃我这个乡村教师,与我了结婚。要知道,那时的城市居民,对农村人来说,算是贵族,而教师没有物质权,地位是很低的。城里知青上山下乡,娶了村姑“很不幸”,而我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却娶了城里姑娘,真是逆天。

结婚后,我变成了夫妻两地分居,要求进城,恰逢干部年轻化,原教办主任(那时已是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)的推荐,我被调到县教育局教研室。

当时,县教育局房子不算很紧张,套间能基本解决干部职工的住房问题。整套的家属住房相对较少。恰好,有一位同事工作调动,填出一套80多平米的家属房,闻说那套房子经常闹鬼,别人不敢要,而我不相信神鬼,我要了,房改时,我便有了属于自己的房。

? 由于我是无党派人士,有幸当了五届的县政协常委、六届县政协委员,四届市政协委员。1999年还当上了县教育局副局长。

? 2021年,我退休了。如今,我拿着每月几千块钱的社保金,回乡下老家养花种果,平日看看头条,上上网,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。

? 大家说,我是不是最幸运的人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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