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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女孩11岁被性侵,12岁生下第一个孩子。随后她被一个救助机构接到北京。但在她成年前的这六年,她再次经历了性,怀孕生下了第二个孩子。

被性侵的童年是如何影响了这个女孩的人生?

撰文 刘敏

插画 橘且


1

这个女孩名叫思思,2000年出生在湖南永州的一个小镇。

思思11岁来了月经初潮,但是没过几个月,月经就停了。家里谁都没注意到这件事。有天作业写到一半,她突然反胃,吐了,吐的全是白水,思思以为自己吃多了。2011年春节,在外面打工的父亲回到湖南乡下老家,邻居问,孩子是不是长了瘤子?父亲带思思去医院检查,医生说思思已经怀孕5个月。父亲直接给了女儿一嘴巴。

去做引产时,卫生站医生直接报了警。思思跟警方提到了几个人,有学校的三名老师,和一个名叫唐冬云的邻居。警方通过羊水鉴定DNA,结果显示,唐冬云是胎儿的生父。

唐冬云和思思一家都住在小镇的边缘,远离热闹街区,几排摇摇欲坠的泥砖房。人们说只有最穷的人才住这种泥巴房子,低矮歪斜,稻草戳出黄泥外。每年盛夏暴雨,总有几家的山墙会轰然倒塌。屋后是大片的水稻田,一路绵延到远方的山脚,田间偶尔有车声。壮年人都出去打工了,只有寒暑假,这里才多了一些孩子的生气。

唐冬云74岁,是镇上的五保户,多年独居,外号“柏和尚”。他朋友不多,大部分时间他独自去鱼塘打鱼,走在路上弓着背,缩着身子,戴着一顶从来不摘的雷锋帽。唐冬云招认,从前一年的夏天开始,他跟思思发生了十几次性关系,每次给思思5块钱,要求她不要把事情说出去。

但思思的父亲不相信这个结果。他说唐冬云是远房亲戚,DNA鉴定结果不准。他认为三个小学老师才是真正的案犯。

公安局和当地政府都劝思思家把胎儿打掉,政府许诺帮思思换学校,再给这家人上低保。父亲不乐意,他跟教育局讨说法,要三个老师共出100万赔偿金。被拒绝后,父亲非常愤怒,他要思思把孩子生下来。思思妈妈也没有反对,两口子认为,“把胎儿打了就没有证据了,学校老师还要反告你,你就要坐牢”。

父亲想不通这三个老师为什么不赔偿?他说:“三个人,平摊到每个人头上,也不多,要不然名声丢了,工作也丢了。”

他带着妻女藏到了隔壁县城,一直躲到思思分娩。因为没有准生证,父亲借了7000多块钱,送女儿去了一家私立医院

再次回到老家,县城有一个网友专门赶到思思家坐镇,并且在天涯、红网、本地投诉网站上发帖喊冤。事情闹大了。“永州12岁女童称遭3老师强奸生孩子当证据”的新闻爆发,很快,全国多家媒体都涌到了思思家的小镇。

12岁的思思在坐满记者的房子里跑来跑去,剖腹产后,她没有奶水,肚子圆鼓鼓地凸出来。当着记者们的面,思思掀起衣服扇风,露出半张雪白的肚皮,上面有一条长长的棕红色剖腹产伤疤。

一些本地人认为这一家都是骗子。有人告诉媒体,小女孩跟老头是自愿的,一点儿都不可怜。有人半夜打电话恐吓他们,还有人声称要把他们赶走。几年后,父亲回乡搞养殖时,第一批鸡鸭刚养了一个月,就被人下药毒死了。

但在2012年,思思家连奶粉都喂不起,米面油都是记者们掏钱买的。央视节目组请来了心理专家刘凤琴做紧急心理救助。刘凤琴待了一周后,不忍心一走了之,她联系到“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”,这是一家专门做儿童救助的慈善机构。

2013年4月,唐冬云被当地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。对三名老师的指控,因为没有物证,最后不了了之。后来有记者到监狱探访唐冬云,说到思思的孩子,他很高兴,说没想到老了老了,自己还留了个后。

这年暑假结束时,思思家选择接受“儿童希望”的救助。他们全家带着婴儿“小琪琪”一起前往北京,思思被安置进了一所新学校。

2

在北京,新学校叫“方舟”,校长免费接收了思思,并且安排思思父亲做学校门卫,月薪2000元,方便他照顾女儿。

在学校,思思父女形同陌路。父母每天在家里吵架,母亲一生气就抱怨,要不是因为思思,她早就离婚了。小琪琪留在家里,由母亲照顾。思思从不跟父亲一起上下学。放学后,她总去同学家吃饭,有时在京郊的小村子里独自游荡,到深夜才回家,又会挨一顿骂。父母从不问她为什么这么做,也一直不知道思思的想法。思思说:“我想让他们赶紧走。”

一天下午,思思突然失踪。同学发现自己手机被用过,翻聊天记录,发现思思与一个男网友相约在地铁口见面。校长赶到时,事先通过电话的男网友已经怕得不敢露面,思思表情木然,什么都没解释。

来北京两三个月后,思思跟不上学校的进度了。她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,总是偷偷拿同学的手机上网,登陆微信,用摇一摇加附近的男网友。有一次信息发错给了校长,问:“大哥,你在吗?”第二次是一个男网友直接开车到了校门口,刚一下车,立刻被埋伏在旁的校长和父亲堵个正着。

“我怎么这么倒霉,碰上这么个人?”听完校长解释,男网友忍不住嘟嘟囔囔,和第一个网友一样,他三四十岁,是外地来京务工者。男人本还为约到个少女而兴奋,结果眼下的情况跟预期相差太大了。

在北京,刘凤琴给思思做过三个月的免费心理援助。刘凤琴有22年从业经验,但没处理过未成年的性侵受害者。她选择箱庭疗法,让思思在沙盘上摆玩具。一开始,思思选的都是老鼠、蝙蝠、蜥蜴、蜘蛛、老虎和各种软体动物。两个月后,思思摆出了船、莲花、蜡烛,围成一个漂亮的小花园。沙盘被解读成“呈现出对美好的向往”,心理咨询就此结束。

一名美国社工提醒过“儿童希望”,像思思这种性侵受害者,很有可能会二次怀孕,建议给孩子做节育手术。但是社工们没有这么做——给十几岁的女童上环?这太挑战公众的认知了。

2014年5月,思思说自己又被性侵了。派出所调出了酒店监控,思思跟一个中年男性开的房,她看起来表情轻松,并无胁迫痕迹。

得知女儿被性侵的“真相”后,父亲恼羞成怒,回家后一直精神恍惚。几天后,父亲忘了关掉煤气罐,做饭时煤气爆燃,他全身68%严重烧伤,在ICU治了6天才保住性命。

思思一家的生活彻底乱作一团。父亲入院后,母亲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夏常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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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夏常河。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时,思思一家还在湖南乡下。

他那时自称来自深圳,50岁,是一家幼儿园的园长。他提出把思思和婴儿“小琪琪”接到深圳去。他说自己也是一家央媒中学生频道深圳站的副站长,要教思思文化课,把她培养成大学生。

但父亲张口报了个数:80万。这笔钱拿来养活思思一家,甚至包括思思的爷爷奶奶,再建个房子。父亲盘算,如果园长有养活思思这个胆量,就能应下这80万。园长一听说这个数字,当天就走了。他给思思母亲留下了一张名片,正反面一长串头衔里,挤着他的名字:夏常河。

思思一家到了北京之后,母亲偶尔还跟夏常河保持联系。起初,母亲只是在换手机号码时,跟深圳的“夏老师”知会一声,后来演变成每次吵架都找他诉苦。深圳的夏老师脾气好,有文化,总是劝她家和万事兴。

因此,当思思父亲烧伤住院,急需医药费时,母亲得到了深圳夏常河的承诺:手术费没问题,他去募款,明天他就飞到北京来。

第二天,夏常河没有来,他说自家亲戚出车祸死了,刚好当天开庭,就把机票退掉了。最后,方舟学校的家长们凑齐了思思父亲几十万的手术费。夏常河听说后,再没提过钱的事。

与此同时,“儿童希望”的社工突然发现了另一件蹊跷的事:思思在QQ上跟一个名叫“肖长河”的网友来来回回叫老公老婆。比如:“老公你什么时候娶我啊,你是不是不要我了?”或者,“老婆你还担心我不娶你吗?”

再往下翻,“肖长河”发了一张自拍,是一个成年男人身着黄色内裤,生殖器是勃起状态。

“肖长河”在QQ上自称很富有,身家几百万,有车,还有幢别墅。他给思思发了几张黑白照片,让思思叫他“老公”。后来回想,思思也无法确定那是不是“夏常河”,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,她觉得还挺帅的。

但母亲知道,所谓的“肖长河”就是她经常联系的夏常河。

在这对母女眼里,夏常河自塑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形象。他善良、门路多,曾经收养过二十几个中小学学历、家境贫寒的孩子,培养他们去了国税局上班,有的还当上了邮储银行副行长。夏常河许诺,他能把思思培养成一个“超人”——思思以后一定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,拿到成人高考毕业证。

2014年7月,在又一次和丈夫争吵后,母亲带着思思去了深圳,投奔夏常河。

母女俩失去了消息之后,父亲拖着病体徒步一上午,从医院挪动回家。在楼下,一位志愿者告诉他,楼上的饭菜都没收拾,衣服还泡在盆里,到处乱七八糟,但人已经不见了。

思思父亲站在大马路上,情绪崩溃,”哇”地一下嚎啕大哭起来。

4

三年后,2017年夏天,我在深圳第一次见到了夏常河。他穿黑色西装,粉红色衬衣,绛红色条纹领带,指甲修得很干净。他大约一米七高,微微驼背,西装垫肩撑大了他的身形,一双眼睛已经有些浑浊了。

夏常河的幼儿园在深圳的城中村。街道狭窄,门牌号混乱,幼儿园唯一的标识是杂货铺外的墙上,一张破旧的毛笔手写广告:天才幼儿园,正在报名。

“天才幼儿园”是个四室一厅。6个学生,其中2个是老师自己的孩子,房子是租的,狭小,吵闹,墙面脏成了灰色。54岁的园长夏常河整日坐在房间里上网。起初他以为我是家长来考察,连忙倒水招呼我坐下。听到我是为思思而来,他的笑容马上变凉了。

在天才幼儿园所在的社区,夏常河宣传自己是资深英语老师。走在小街上,总有孩子家长热情地招呼他一句”夏老师!” 夏常河的自我陈述充满矛盾。他自称英语是自学的,可喝完一口水,又告诉我他是北师大的英语硕士。关于收养小孩,他有一摞皱皱巴巴的旧报纸为证——2006年的《深圳晚报》、2007年的《深圳特区报》,确实有“宝安‘义师’办起免费培训班”的报道。报道中,夏常河说他1999年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MPA(公共管理硕士)。而北师大的官网介绍,直到2001年该校才设立了这个学位。

2014年7月思思母女俩到深圳有一个隐秘的目的:给思思打胎。思思当时又有了身孕,但很能搞清楚是谁让她怀孕的。到了深圳之后,夏常河出了两千多块钱,带思思去深圳市人民医院堕了胎。

北京“儿童希望”的社工以报警威胁夏常河,要求他立刻终止与思思家的接触。思思母女只在深圳待了一周多,又被送回了北京。

但就在那一周,思思第一次与夏常河有了性行为。那时“天才幼儿园”还租着两层楼,楼下有一个专门的室内游乐场,每天晚上学生们走了,夏常河就把思思叫到游乐场,二人发生性关系。思思后来说,人流后两三天,夏常河就要“和我做那种事情”。思思不愿意,夏常河拽她,妈妈在旁边“拦不住,女人力气哪有男人大,他发起狠来我们根本挡不住”。

回到北京后,似乎一切恢复了正常秩序。但2014年国庆放假,在社工不知情的情况下,思思又单独跟夏常河出去旅行了一周。四个月后,也就是2015年1月,父母发现思思又怀孕了。她自己推算,孩子应该是夏常河的。

母女俩又去了深圳。这是思思第三次怀孕。医生检查时发现,思思子宫壁薄,已是疤痕性子宫,再打胎的话,未来可能无法生育。

思思说,夏常河得知怀孕后,“每天就跟傻子似的在那笑”,他跟思思保证,把孩子生下来吧,他来养。思思相信夏常河的许诺:等孩子生下来,就给她自己办一个广东户口,把出生年份从2001年改成1995年,两人领证结婚。

但思思不喜欢夏常河,觉得他老,跟他也没有感情。在深圳,思思喜欢的是新网友“小赵”。

小赵35岁,山东烟台人,超市销售员,两人QQ上搜附近的人相识。思思后来对我说,“每次我一去他那儿的时候,他就给我买虾。我说他做饭太淡了,他就告诉我吃太咸对胎儿不好。”小赵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男朋友,他给思思炖乌鸡,还劝思思少吃垃圾食品,“吃汉堡,他让我肉吃了,剩下的面包皮给他。我们出去吃烤翅,肉多的都留给我,他吃肉少的。”

思思很快搬到了小赵家里。农民房没有电梯,大着肚子的思思自己爬上了10层楼。

夏常河很快找来了。小赵质问夏常河对思思做过什么,夏常河不说话。小赵威胁他,再不说,就拿刀砍死你。几人最终闹到了派出所。

在派出所,思思举报夏常河性侵,称第一次与他发生性关系时,自己还未满14岁,而且后来两人多次发生性关系。夏常河不承认,反说思思母女骗了他3万块钱。

2017年那次见面,夏常河告诉我,派出所问他跟思思发生了几次关系,他说一次都没有,他碰都没碰过她。派出所又问他,跟思思妈妈发生了几次关系?夏常河向我转述的回答是:“我贱哪?我不是人哪?我有那么犯贱吗?”

在深圳,我找到了这个两年前思思报警的派出所。警察说,当时因为思思怀孕月份已大,警方没再抽羊水。派出所把夏常河拘禁了24小时后释放,取了他的血样,但没做比对。律师先后来了四次询问案情,最后得知,负责此案的警察已经调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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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待室的警察不解:“她也是自愿,你们要怎么帮她?”我提到,思思怀孕时未满十四岁,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,不论幼女是否自愿,按刑法都涉嫌强奸。警察查看记录,发现当时并没有立案,他指着屏幕又说了一遍:“这上面写的是‘自愿’。”

我提醒他,夏常河仍然继续在经营幼儿园。警察说:“他已经开了好几年了,也一直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啊,女孩来了才发生这种事,是不是?”我告诉他,深圳的经历给思思造成了很大伤害,警察诧异:“对她伤害挺大的?她会有这种想法?”

报警后的2015年夏天,小赵的租约到期,房主不肯与他续租。小赵照顾不了思思。思思挺着大肚子,跟母亲和小琪琪流落街头。她们在桥洞下睡了3天。

思思的父亲去哪里了?

思思和母亲2014年第一次去深圳时,父亲曾追到深圳,质问夏常河:“你是63年的,我是70年的,你比我还大,现在要碰我女儿?”2015年当思思怀着孕再次跑到深圳时,父亲忍了9天,又追了过来。父亲总是威胁夏常河,说要找媒体曝光。

但是,当深圳做未成年保护的律师接受了北京“儿童希望”的委托,到幼儿园去探访时,思思父亲的态度却隐晦不明。他说不太想报警,如果夏常河能买房子,那不如就让思思跟他在一起。

思思给北京的社工打电话,说想回北京。社工问她:你想好了?这次不反悔了?思思直接关掉了手机。

思思和母亲以及小琪琪三人一起去了深圳的收容所。再出来时,一开机,手机已经被律师、儿童希望和各路记者打爆了。

2015年8月,思思回到湖南老家,生下了二女儿,取名“小果子”。

几年来,“儿童希望”一直认为家庭是被性侵儿童最好的支持,但在思思身上,父母却完全不能保护她。社工们决定再次把思思接回北京,但这一次,只接走了思思和小果子,没再让思思父母和小琪琪回到北京。这一年,思思15岁,她又一次回到了原来的救助体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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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在北京,负责思思的社工是一个名叫李沐恩的女孩。她1990年出生,学的是心理学专业。2013年以来,“儿童希望”的真爱项目绝大多数时间都只有李沐恩一名社工。

在中国,儿童性侵还是个话题启蒙阶段,中国大陆没有寄养家庭,也没有成熟的心理机构。李沐恩曾在2016年去云南一个乡村小学做讲座,一下课,有十几个小女孩扑上来围住她:老师,你演示的那些动作(触碰隐私部位),有人对我也做过。李沐恩后来确定,起码有两个孩子是确确实实遭到过性侵,而且是插入式的严重侵犯。她非常愤怒,仅仅是一个班,居然有这么多没被发现的案例。

但是她什么都做不了。这些孩子此前都没留下证据。太常见的情况是,警察去了,没有物证,不了了之,然而整个讯问过程会给孩子造成第二次伤害。“我讲完课拍拍屁股走了,但人家在那里要住一辈子。”李沐恩说,“山村的资源跟北京差十万八千里,后续的事情根本没人帮忙解决。”

很多被性侵的孩子,事后都会有性特征行为,比如做模仿性侵的搂抱、亲吻动作,口语中经常冒出遗精、怀孕、大肚子等字眼。发育期的受害者,因为在性侵过程中体会过快感,她们不自觉展示出的动作会让外人非常尴尬。“儿童希望”救助过一名12岁的受害者,女孩转了学,但她很快跟班上性早熟的男生混在一起,帮他们画小黄图。课堂上,女孩总不自觉地把手伸进衣服里自慰,新老师们一开始难以相信,也不好意思跟社工说,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,直接让家长办退学。

51岁的王一芳也被性侵过。她是方舟学校的学生家长,也是一直帮助思思一家的捐助者。她说自己在童年时期曾遭到两个男人的侵犯。第一次时她10岁,村里晚上放电影,她看了一半就回家了,村里的赤脚医生悄悄尾随,在路上,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从身后把她抱起来,”像狗一样在我身上拱”。第二个人是她表姐夫。小时候去表姐家里住,每次到深夜,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姐夫就凑过来,脱掉她的裤子,摸她。王一芳惊恐地感受一双手在身上游走,她尴尬,害怕,但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

成年后,王一芳一直对男性有种厌恶感,婚后跟丈夫的关系一直都不太自然。2006年,她40岁,突然被积压已久的心理问题压垮。任何一个男性跟她说话,她都会想起黑夜里那双带茧子的大手,觉得对方要跟自己发生性关系。她开始出现幻听幻视,最终确诊为重度抑郁。

王一芳至今没跟丈夫讲过抑郁症的根本原因。她吃百忧解,读圣经,每天做祷告,终于挺过来了。

王一芳第一次接触到思思家,是思思父亲烧伤时,王一芳从老家找来医生,全天候24小时看护了一个月,思思父亲脱离了危险。王一芳听说,爆燃的时候,思思父亲本已经逃出厨房,但怕煤气罐爆炸烧到孩子和邻居,又跳回去拧开关,右手才烧得那么严重。从ICU推出来时,他全身五花大绑,肿胀得像个气球,只露出一双眼睛,但一见到思思母女,眼泪顺着仅有的好皮肤往下流,第一句就问:“小琪琪怎么样了?”他以为自己要死了,恳求大家一定要照顾好思思。这些故事让王一芳觉得,最生死存亡的时候,这家人还是有正义感的,他们值得被帮助。几年来,她一共资助了大约十几万元。

2014年,就在帮思思父亲治烫伤的时候,王一芳家乡传来消息,表姐夫得了胰腺癌。回乡探望时,趁旁边没人,王一芳直视着姐夫的眼睛,讲了小时候的经历,她说,“你这个是罪,你得悔改。”七十多岁的姐夫一开始矢口否认,他这辈子过得鸡飞狗跳,老婆连生了三个女儿,他气得喊老婆去跳河,又跟村里的很多年轻女性都勾勾搭搭,但是在病床上,姐夫的嘴很硬:你瞎扯,我是个义人,我肯定能上天堂。

但王一芳已经不再怕他了。她告诉他:”你撒谎!我不揭露你,谁也救不了你。”临终前的一周,姐夫已经吃不下饭了。他找来王一芳,说,我对不起。王一芳回应说,我原谅你。王一芳这年48岁。

但这句“对不起”到底有多大帮助?尤其对那些受害的未成年人。思思从未收到过任何道歉,人们都当她是不懂事的小孩子。没有人能真正理解,这些受过侵害的未成年人,正在用什么眼光去认识世界。

6

2015年,15岁的思思和小果子回到北京后,换到了一所职业高中读书。她们住在一个寄养点里。除了对固定的员工,她和小果子没有公开母女身份。

上学的时候,思思每天5点钟起床,给小果子换尿布、洗脸,交给寄养点阿姨,自己再出门上学。一跨出寄养点,短短1公里的路途,思思每一分钟都在经受自控力的考验:

“我有的时候,心里会有个声音,说哎呀你可以去做那个事情。”

“有时候又觉得不行,上学要紧。”

“心里在争战,一会儿想可以去,一会儿又想不可以去。”

到了2016年末,15岁的思思认识了地铁口趴活儿的黑车司机。早上短短一小时内,她关掉定位手表,跟着对方回家。结束后坐车去学校,正好赶上上课。每一次发生性关系后,司机都会给思思一点钱。

李沐恩发现,思思常晚归至少两个小时,有一天左胳膊还带着密密麻麻的刀伤。思思说是在公交车站遇到了流氓,搏斗时划伤了胳膊。李沐恩不信,但很多反常的行为,社工只能一步一步去寻找谜底。李沐恩那时只有26岁,她找不到人求助——她已经是大陆救助性侵儿童经验最长的社工了。

第二天,李沐恩去接思思放学。在公交车上,李沐恩严厉地教导思思晚归的后果,当时车上只有司机一个人,但思思非常不高兴,打断李沐恩:你能换个地方说我吗?

下了车,思思要求跟李沐恩单独聊聊。在小饭馆里,思思点了一盘鱼香肉丝饭,一边吃一遍抱怨:你当着别人的面说我,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?如果司机知道小琪琪、小果子的事怎么办?

李沐恩想看看她胳膊上的伤,思思生气地拒绝了。她说,“寄养点阿姨都说是我自己划的,你们都不相信我!”

一个月之后,在一次心理辅导中,思思突然讲出实情:她在地铁口认识了黑车司机,是个河南人,老婆孩子在老家,他独自在北京打工。思思说,“我就想把他当男朋友一样的,我觉得他挺诚实的,对我挺好的。”

“你觉得他在外边随随便便就跟一个女孩发生关系,他对老婆孩子能算诚实吗?如果这是你的丈夫,你能觉得他人品好吗?”心理辅导老师问。

“我有很多事情你们都不能理解,”思思反驳说,“你想我已经是一个女人了,我都有两个孩子了。”

“儿童希望”随即给思思配了24小时监管。思思每天上学、放学,周末出门,都有不同的志愿者接送。但她已经16岁了,脸熟的公交车司机有一次忍不住问志愿者:孩子这么大了,还要接送啊?

但这似乎是唯一的办法,思思已经是目前中国大陆社工介入最深、救助时间最长的案例,社工们没有任何经验能借鉴。截至2018年1月,思思从深圳回来之后,已经做了43次心理辅导。“儿童希望”给她联系了一个长期的心理辅导老师,每周一个半小时,收费150元,这是北京市面最低价格的1/4。

思思和李沐恩之间的信任建立,花了至少两年。2014年思思父亲烧伤时,上一任社工因为看不到救助的出路,长期焦虑,刚刚辞职。李沐恩接手后,思思以为是李沐恩挤走了熟悉的社工姐姐,心里对她恨得很,长达一年半的时间,思思都不愿意理她。

一开始,李沐恩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思思对人很热情,她总是主动招呼陌生人,寒暄几句就讲起自己。刚跟李沐恩接触时,思思也会挽着她的手,一起到医院食堂打饭吃,跟她讲学校的八卦。时间长了,李沐恩意识到,思思更深层的想法一个字都不会说。她也不问别人的籍贯、爱好,家庭情况,甚至不问名字,她只管人叫“哎”。

现在,思思喊的是“梓琨姐姐”——经历了深圳的风波后,思思终于不用“哎”来称呼李沐恩,开始渐渐信任她。思思告诉辅导老师和李沐恩,跟黑车司机发生关系后,她心里非常愧疚,自己买了水果刀划胳膊。每一次发生这种事,思思说,“我会更讨厌自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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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我第一次见到思思是在2017年秋天。从那年10月开始,在三个月的时间里,我常常在周末去看她。思思的宿舍狭小,两张铁架高低床占去了一半空间。思思和女儿睡在其中一块床面上,其余的地方用来堆衣服、尿不湿、书包、课本,床上洒满了小果子掉落的饼干渣,房间总是乱得没地方下脚。

过去四年,思思习惯了志愿者的来来去去,接触了数不清的“哎”——我也是其中一个“哎”。收到受助的礼物,思思总随手放到一边,没有拆开的兴趣。房间里的一切都是外界捐赠的,帽子围巾、儿童绘本、湿巾,桌子上还有瓶香奈儿COCO小姐香水,是一个法国女记者送的,已经放得落灰了。思思习惯了各种物质上的帮助,她在乎的不是这个。

那年12月的一个下午,寄养点的员工们在厨房喝茶聊天,思思一屁股坐下,开始抱怨,说她腰疼。她已经疼了半年了。志愿者曾带她去检查,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。经历了两次生育后,肚子的赘肉跟剖腹产的伤疤一样,持久地留在了思思的身上。她每天都要在后腰贴几个膏药,浓重的药味儿让同桌非常反感。

“你腰疼是肉太多了,压的。”年轻女员工跟她开玩笑。反复几句之后,思思的脸色沉了下来。等到对方走了,她小声地跟我说,医生告诉她,是上一次怀孕把她的腰椎挤坏了。

2018年1月中旬,思思借了一名新志愿者的手机,用她的QQ迅速加了小赵,她想跟小赵要生日礼物。

“你想我啦?”思思问。

“之前没你消息了,一直在等你消息。”小赵问她,你在北京还好吧?真的好想你,天冷了多穿衣服。真怕哪天你登不上QQ,找不到我的Q号了。

志愿者觉察不对,借口打电话要走手机,迅速截了图。思思再次借走继续聊天,归还时,已经把所有聊天记录删的一干二净。

在截图里,思思一直在追问小赵:“你还爱我吗?”“你不会像性(姓)夏的那么的坏吗?”得到小赵肯定的答复后,思思又问,“你不会骗我吗?”

思思至今认为小赵是她的真爱。有一晚,思思主动跟我提起小赵,说他虽然没有甜言蜜语,但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,连他母亲的户口本和照片都拿给她看。

思思躺在床上,刚洗了头发,黄色的灯光笼罩着床铺。认识四个月之后,思思第一次用“姐姐”称呼我,她换了一种更放松的姿态,用一种女性之间的对话方式告诉我:“他喜欢的人也是我,我喜欢的人也是他。反正总而言之我们俩都喜欢对方。”

她看上去还是个青春期女孩,不像白天的木讷,眼里流露出一种温柔神色。小果子正在房间里跑来跑去,叽叽喳喳地为一张纸巾、一个黑色的垃圾袋而雀跃,爬上床,又从思思的身上翻滚到床铺里。思思一把抓住孩子,咯吱她的痒痒肉,两个人在床上滚成一团。

小果子到底是不是夏常河的孩子,至今仍是个谜。从深圳回来的头一年,思思都陷在对夏常河的恐惧里,晚上不敢关灯睡觉,一做梦,就是夏常河跑到寄养点砸门,喊她把小果子交出来。思思从恐惧中惊醒,房间寂静无人,枕边只有一个幼儿紧紧依偎着她。思思不止一次跟社工们说,小果子越长越像夏常河了。

“儿童希望”打算在思思高中毕业之后,再重新去报案,“小果子就是证据,到时候报案也没有问题。”但李沐恩担心的是,思思现在终于回归正常轨道,跑到深圳报案,花几个月时间打官司,思思要付的成本实在太高昂了。

发现思思联系小赵,新志愿者当天就转告了“儿童希望”。李沐恩顺着聊天记录加了小赵微信,追问他和思思真正的关系。小赵说和思思没有在对的时间认识,他真的心疼她,最后一次在深圳机场给思思送行时,他还哭了。

李沐恩反复追问小赵,到底有没有跟思思发生过关系?小赵转移了几次话题,说他爱思思,说直到遇见记者,他才知道思思是未成年人。李沐恩继续逼问,最后小赵终于承认了:“1次”。刚发完,小赵就立刻撤回了消息。后来我曾在电话里问过小赵,如果“儿童希望”想起诉夏常河,他能来北京帮忙作证吗?小赵支支吾吾说,到时候再说吧。

因为联系小赵,2018年的春节,社工不敢再送思思回湖南老家。听到这个消息,思思愣住了,大声抗议:你们不能不让我回家!她哭起来,小果子也跟着哭。当天她写了篇日记:“她们又骗我了,我不敢在相信梓琨姐她们了。”在日记里,她描述了对她父亲的恐惧和恨意,她写道:“你们要是非要我爸来,我就像以前一样跑出去。”她说她无法原谅父亲,父亲逼她生下了小琪琪。每次打电话,她都只跟妈妈聊天,叫父亲是“老头子”、“老傻子”。

父亲的照片一直贴在思思的房间里,她想念父母做的湖南菜,“我妈做鱼是绝手,红烧的, 我爸做的也好吃。”听说父亲最近又开始喝酒了,她对着电话大吼:不让他喝,他还喝!都说了多少遍了!住院也是活该!

几天后的心理辅导中,思思把日记交给了老师。老师问思思,想回家,是不是想要一些自由?联系小赵,是不是还是需要一个归宿?思思点头。

她17岁了,距离成年只有一年时间。“儿童希望”是个针对儿童的救助组织,如果思思成年了,他们无法再募集资金持续救助思思。她能不能正常进入社会,谁也不知道。

8

在湖南永州的乡下,思思父母带着小琪琪生活了两年。我见到小琪琪时,这个被作为证据生下来的孩子,已经5岁。周五下午,她刚从幼儿园回到家,梳着羊角辫,脑门上贴着一张”好孩子”不干贴。她害羞地打量我。很快,她试探着接近我,翻出自己的百宝箱,一样一样地拿给我看。熊大的“贴贴”、牛奶箱子的红色提手、口服液的红色盖子。她最珍贵的财产是一只白兔子和一只绵羊。

我以思思的照片回赠小琪琪。恰好有邻居来串门,母亲立刻收好照片,她说,“不让外人看见,说闲话。”

思思母亲单独把这些照片指给小琪琪看:“这是妈妈,这是小果子。”小女孩兴高采烈地看着这些新照片,再看第二轮时,她总是指错两个人——自从2015年夏天分开后,小琪琪再没见过妈妈和妹妹。这个家里也没有任何思思的痕迹。每个月的通话中,思思很少主动问到小琪琪,双方已经陌生。

2016年,夏常河又来过一次这里。父亲用三轮车载他上山,一路上二人无话。吃饭时,夏常河又一次提出可以把思思一家都接到深圳去。父亲不发一言,吃完饭就出门了。那天天气很冷,夏常河穿走了父亲一件毛衣。两个月后,父亲专门给他打了个电话,只说了一件事:你把毛衣寄回来。

整个小镇都认识思思的父亲。周日下山赶集,我去冲洗给小琪琪拍的照片,洗印店老板不慌不忙地印刷、塑封,送客时突然改用普通话问我,你也是来采访的呀?在一家童装超市,所有女服务员都在打量我。一个大姐先开了口,指着我问思思父亲:你女儿回来了呀?不是在北京上学吗?

只有小琪琪还不知道自己身份的特殊性。这个孩子一度在北京、深圳、湖南之间辗转,现在她又回到了小镇,这是事情开始的地方,也是流言的中心。两年后,她就该到镇上唯一的小学读书了。五年前,正是在这所学校,思思报警称自己被三名老师性侵。

2018年春天,思思说她不想继续在北京上学,希望自己出去打工。“儿童希望”向她反复说明了独自面对社会的现实情况后,给了她两个选择:离开或者留下。那年5月,父亲来到北京,接走了思思和她的两个女儿。她17岁。她走进了社会。

后记

东莞

思思离开北京后,我又见过她两次。第一次是2018年夏天,在东莞大朗镇。

她住在一个月租350元的农民房里,跟一个35岁的男人小陈同居。小陈是两个月前相亲认识的,离过一次婚,生育上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没有,在一家毛巾厂打工,做熨烫工人。

17岁的思思打算跟这个男人结婚,她发朋友圈,“我老公在干家务活,他刚刚下班,就拖地啦。”拍男人躺在床上,跟她十指相扣“跟个猪一样”。还有一条是去KTV,“好久没来过啦。”“儿童希望”的创始人看了,特别担心:“哎呦,我们能怎么办,只能盼望她别出事儿,没有别的招。”

2018年5月,思思离开北京后,刚回到家,就有人上门提亲。小陈是其中一个,思思跟他微信聊得好,偷偷跟着他跑到东莞,父母很生气,他们要2万块彩礼,一分钱都没收到。

在东莞,思思一直没找到固定工作。她没有任何学历,每份工作都不超过半个月。我们见面时,她正在一家公司“做招聘”,实际上就是给皮包公司发垃圾广告,骗人到所谓的演艺经纪公司签约,她从中提成。思思告诉父亲,这份工作月薪5000块,两人还为5000块怎么分配大吵一架。结果干了两周才知道没有底薪,她一单都没介绍来,全在白干。

思思也努力让自己变得“社会”,她加入微商群,一个振奋的女声在推荐一款牛蒡茶,每天鼓励成员“交690元,开始自己的健康销售事业!”思思还在朋友圈卖在线英语课:“不由得感慨我上学时怎么没有这么好的英语老师,真的讲得太好了”——可是她所有的微信好友都知道,她刚刚辍学,这个抄来的广告词有种巨大的滑稽。遇到小贷公司打电话,您需要贷款吗?思思义正辞严地说,不好意思,我不需要,然后还举着电话,对方反倒语塞了——此时本是双方挂电话环节,可是思思还在等他们的下一句。

从我们见面开始,思思就一直在跟各种人聊微信。在北京,她被禁止使用手机,现在,手机就像长在她手上,一刻也放不下来。此前听说我要来,她连发了20条语音,还要与我微信视频,连通后,无非是没话找些话:吃了吗,几点睡觉,你家热不热?

那次见面我有一个任务,是作为“儿童希望”的志愿者,带思思去深圳见律师,她要起诉夏常河。

男友小陈送我们去车站,这个男人白白胖胖的,年龄是思思的二倍,说话有些口齿含混。他知道思思的过去,也知道这趟去深圳做什么,抱着一种不干预的态度。思思上车后,开始给律师一条一条发语音:“我们上车了”“现在刚开车”“去深圳北站”。我忍不住提醒她,这么发语音太随便,不尊重人。

思思撤回了语音,写上一行字:已经上车,2小时后到深圳,谢谢赖律师。

赖伟楠是深圳海涵律师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,日常多代理民商诉讼,同时每年兼职为未成年儿童案件做一些公益援助。在儿童性侵的领域,赖伟楠成立的深圳恒创未成年人公益服务中心,每年代理的案件不超过5个,即便是全程免费的——这几年,人们才刚刚对儿童性侵有概念,哪怕是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,真正走到诉讼程序的案子还是屈指可数。

赖律师和同事李鼎,几年里一直在关注思思的案件。这不是第一次见面了,会面很顺利,赖伟楠花了两个小时时间,一张一张给思思解释委托书的签法。他叮嘱思思,法律援助是免费的,这次一定要把夏常河是不是孩子父亲的问题解决掉。但要求是,“你不能跟私下里跟他达成协商”。思思突然像个成年人似的,回答很坚决,夏常河还在开幼儿园,不能再让他坑人了。

赖律师突然念叨了一句,他肯定不适合去做记者,以前遇到思思这样的事情,自己总代入情感,很难走得出来,这两年才好些。

可是思思还没到18岁,这个案子必须由父母做委托人。想到思思父母此前的反复态度,办公室陷入一阵沉默。

北京

在东莞那次,我跟思思大吵了一架。我从2017年秋天开始采写这个故事,起初是想写国内儿童性侵受害者救助情况,找了一圈发现,国内针对儿童性侵的社会工作,大多在性教育阶段,起预防作用,只有少量到了帮助报案和司法救助层面。事后对受害者的救助,几乎没有,思思是当时唯一一个长期救助案例。

如今回看,在2017年秋天,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大陆版还没出版,因揭发美国制片人韦恩斯坦而起的metoo运动在10月才刚刚开始。采访时我想找一些研究资料,看到李沐恩办公桌上有小小的一摞心理学、社会学书籍,后来我发现,那四五本几乎是简体中文世界里全部的相关出版物。

这篇稿子的操作时间远远超出我预期。“儿童希望”起初一直不让我直接采访思思,接触一个月后,才让我以志愿者的身份,每周末陪思思带孩子。我跟思思也一直也算不上亲近,在北京,我们相处了4个月,每次见面,她都是不冷不淡的招呼。思思好像从来不为志愿者们的探望感到由衷的愉快,约好了时间,推门进去她十有八九都躺在床上,头发披散着,懒懒散散地坐起来,还不如2岁的小果子更亲近人。

思思跟大众预想中“性侵受害者”的形象完全不同。她形象并不柔弱,也从不表现得楚楚可怜。社工反复培养她的生活习惯,下一次见面,发现房间还是一团乱。她跟李沐恩说过很多次要自杀,起初李沐恩吓坏了,连夜跑过去找她,几次之后大家才明白,这是一种常见的情感要挟。你知道这不是她的错。

“儿童希望”的捐助者大多是北京的中产阶级家庭,他们给小果子买高档尿不湿、奶粉,带思思去家里吃饭,给她的父亲捐款承包鱼塘养鸡场。思思已经对各种外界帮助习以为常,当说普通话的人出现,就带来免费的食物、免费的住处、免费的学校。她偶尔会表达感谢,但语气明显很机械。你知道这不是她的错。

当我最终告诉她我是来采访,思思只愣了一秒钟,就开始讲起她和爸爸、她和夏常河的相处经历。她说如果不是爸爸害她,她现在就能上大学了。说夏常河是骗子,说自己对小赵的依赖。她反而比之前更直白了。李沐恩说,思思其实很聪明,她应该早就猜到我的身份了。

我过了很久才明白,思思是非常孤独的。在北京,她远离父母,也没有知心的朋友,社工也是监管的角色,手机里的男朋友要半年才能说一句话。身边只有2岁的小果子,打女儿,训斥女儿,也是她唯一的情绪出口。她还没学会少女的多愁善感,就已经被连根拔起,变成一个标本,到北京来了。

只是当具体面对面时,她那些已经无法被纠正的生活习惯,还是会直接激发人的情绪,这对每一个接触她的人都是一种考验。

李沐恩曾告诉我,她每个周末都要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,回到自己京郊的家。我起初不解,多折腾啊,一年后我终于明白了,这是一种必要的隔离,从高浓度的情感劳动中把自己拔出来。

2018年那次在东莞,思思总是不自然地掏出一根烟,“啪”地点燃后,狡黠地看我:“姐姐我又开始抽烟了。”我知道她在试探我的反应。

我起初表现得不以为意,但发现她吸烟的次数几乎要成瘾,我忍住不喊她掐掉,从律所出来,我们讲好了,让她抽完当天的最后一根烟。

然而到了东莞车站,我从洗手间出来,发现思思正慌张地嚼口香糖,再一看,旁边地上半根烟还没熄灭,烟头还亮着。

愤怒瞬间冲上头,我的脸色立刻变了。思思一时语塞,找不出任何借口。我没再说一句话,沉着脸直接自己打车回了酒店。我感觉我也在要挟她。

那几天,我一直在约访一位研究儿童保护的学者,这位学者的博士论文,是调查了河北一群被小学老师性侵的小学生,至今没有比这个更深入的社会调查。她的研究在国内有扫盲意义,她也给李沐恩做督导,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他们的很多措施。

恰好那天下午,学者突然打来电话。她说,她拒绝以自己的专家身份出现在媒体上:要是批评,国内做事儿的社工机构本来就没几个,要是表扬,现在的水平太落后,提不出什么表扬来。

我放弃了约访,随口跟她提起刚刚跟思思的争吵。我说,我很担心时间长了,当年大家的努力都白费了。

“你有什么资格训她呢?”学者立刻反问我:“她没有邀请你帮助她,你来采访,你在从她这里得到信息,写你自己的报道。你训她,你越界了。”

“你生气,你是把她当成自己,或者是你的孩子了。”她接着说,“但她不是你的孩子。人家抽烟,那是因为人家没有别的办法,只能用这个办法活下去。”

湖南

2020年夏天,思思和小陈回了湖南老家,因为新冠疫情影响,东莞外贸紧缩,毛巾厂老板自己上手做工,把小陈在内的工人全遣散了。湖南老家镇上开了一个口罩厂,思思和小陈正在那里打工,做切片、给耳罩上耳线,打鼻子处的钢条,一晚上要做3000个,每月保底工资3100块钱。

这份工作思思也没坚持下来。她总是打错耳线,一次性口罩又不能返工,拆了耳线上面会有孔。晚上溜出去抽烟,同事看了很吃惊,你不怕老板开除你吗?到了第8天,思思自己辞职了。她先说是组长对她不好,后来也承认,是自己讲大话,说自己是熟练工,结果又做不出来那么多口罩。

2020年5月,我最后一次和思思见面,她和小陈生了一个儿子,那是思思的第三个孩子。两个人没有什么稳定收入,小陈在借网贷。

夏常河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,思思的父亲最终没有去深圳打这个官司,他最新的愤怒还是针对小陈,儿子已经生了,小陈更没有出彩礼的意思了。他们希望思思再找个人家。

我在镇上住了一周,和思思和小陈一起去摘枇杷,找新工作,吃大排档,带思思去城里的妇幼医院检查身体。那是国内新冠威胁刚刚结束的初夏,小镇没有人戴口罩,思思每天在镇上晃悠,她不着急找工作。

最后一晚,我们坐在小镇的码头,身边是缓缓流动的湘江。思思说,她想把两个女儿都接过来,在这个镇上,让小陈父母帮忙接送上学。小琪琪吃饭慢,在家容易吃不好,长大了也会说自己没有父母关爱。她觉得父亲现在要4万块钱彩礼,这不公平,之前跟别人都只要2万而已。

跟小陈在一起,她觉得很自由,因为小陈不管她。她想今年跟小陈结婚,希望小陈能给她买戒指,去拍婚纱照。

当天白天,小陈也说过结婚的事情。他是1983年的,讲起彩礼,是说“我妈说……”,讲可以出小燕子的学费,是说“我爸拿钱……”。他已经37岁了,还打算靠家里60多岁做苦力的父母掏钱。小陈最后说,听说镇上要拆迁了,如果思思带着三个孩子来落户,家里可以多分一些拆迁款。

在和思思认识的这些年里,我们很少聊起唐冬云。唐冬云判处有期徒刑12年,有过两次减刑,将于2023年出狱。

2022年,思思和小陈已经分手,儿子留在了陈家。


思思、小琪琪、小果子、夏常河、王一芳、李沐恩均为化名。

感谢深圳市龙岗区恒创未成年人公益服务中心赖伟楠、李鼎、郑雪梅律师,北京和睦家心理健康中心胡伯骏医生,社工Maggie Weik女士对思思以及对本文的帮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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